据法律文书，道格拉斯和丹尼尔被起诉之时，一个人居住于纽约，另一个人居住在中国香港，职位均为千禧年的交易员。

　　限于信息有限，我们无法得知二人在简街资本工作时，是否在同一个城市。

　　无论是简街资本，还是千禧年基金，在上述两个城市均有办公地点。

　　信息显示：道格拉斯曾于2018年10月1日至2024年2月5日间受雇于简街资本，而丹尼尔早在2018年进入简街资本做暑期实习生，之后2020年8月17日至2024年2月23日受雇于这家对冲机构。

　　从时间点可以看出，二人离职的时点属于“前后脚”。

　　更为关键的是：道格拉斯和丹尼尔离职后并没有“空档期”，而是旋即于2024年2月加入了千禧年。

　　对于上述两位年轻人的工作价值，简街资本曾有如下表态：

　　“简街资本花费了数年时间和大量资本······开发出一种能获利的保密且创新的交易策略······道格拉斯、丹尼尔曾深度参与了这一特定专有策略的开发和实施，因此掌握了最有价值的专有和机密信息。”

　　文书中，简街资本更一口咬定：“简街资本并未发现任何证据表明其他机构发现或实施了涉事交易策略。”

　　这句话翻译一下：二人从老东家带走了机密，将其拿到了新东家。

　　两家巨头和解前的法庭听证会上，有着更多关键信息得以披露。

　　这个陷入“所有权”争议的印度期权交易策略，仅仅在2023年一年内就为简街资本创造出高达10亿美元的利润。

　　资本深潜号梳理发现：印度股指期权市场在过去两年迎来了迅速扩围，开始在全球证券市场占有一席之地。据悉，2019年印度引入股指期权的周到期合约，取代了传统的月末到期合约，之后各方投资者开始加大关注这个衍生品。

　　据国际期货业协会的统计，2024年第二季度，印度两大衍生品交易所的股指期权交易量超过了368亿张，相较于2023年同期交易量实现翻倍，并占全球所有交易所期货和期权交易量的三分之二以上。

　　另有统计显示：2024年2月，印度期货和期权交易的名义成交量达到了6万亿美元。

　　2024年10月中旬，散户交易者在印度衍生品市场的交易量中占比超过三分之一，这促使印度证券交易委员会发出风险警告，并将最低交易金额提高了三倍。

　　可见，散户“扎堆”参与的交易品种，自然吸引了对冲机构的“围猎”，能够实现显著的阿尔法超额收益。

　　语焉不详的“数百万美金”

　　简街资本在2024年4月进行起诉时，曾在文书中提及一个“敏感信息”：

　　“根据现有信息和信念，千禧年向道格拉斯提供了数百万美元，以便避免独立开发成功交易策略所需的风险、时间和成本；这一精心策划的计划正在并/或将为千禧年带来巨大的意外收获，而这将以简街资本的利益为代价。”

　　在简街资本看来，作为同业竞争者的千禧年，花了数百万元撬走了“独家代码”。但上述“敏感信息”可谓语焉不详，究竟是具体涉及多少钱？

　　这个信息又是怎么打听到的？

　　数日前，简街资本与千禧年、两位涉事员工在纽约曼哈顿联邦法院，最终达成了和解，但和解的具体条款未予披露。

　　据悉，在美国法律体系中，和解指在诉讼过程中，双方当事人通过协商达成一致，不再寻求法庭的判决。

　　通常来说，和解协议的具体内容是保密的，所涉及的赔偿金额并不对外公布，和解有助于保护商业秘密或双方声誉。

　　此次案件自今年4月对外曝光，直至今年12月初达成和解，过程中可谓一波三折。

　　相关法院文书中，被指控窃取的核心策略细节均被“

　　两位交易员更声称，他们在简街资本时期创建的印度期权模型，是基于自己的经验和专业知识，而非任何秘密的“算法或自动化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