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次案件不仅牵涉到幻方量化的市场部总监李橙，还涉及到国内某头部券商深南东路营业部总经理孟鹏飞、总部私人客户部总经理刘欢以及机构业务部总经理高翔等多位关键人物。

　　幻方量化市场部总监李橙，在六年时间里利用职务之便，与券商内部人员合谋编织了一张隐秘的套利巨网。

　　调查显示，2018年6月至2023年2月期间，某券商总部私人客户部总经理刘欢决定将幻方量化的交易放在深南东路营业部进行。这一决策为时任该营业部总经理的孟鹏飞与负责幻方量化交易的李橙提供了商业合作的机会，也为后续的利益输送奠定了基础。

　　由于证券内部存在一套经纪人交易佣金返还机制，即经纪人可以从他们开发的客户交易佣金中提取40%作为绩效奖金。对于像幻方量化这样的大型量化私募而言，由于其高频交易的特点，所产生的交易佣金规模十分庞大。

　　为了规避监管并实现非法获利，孟鹏飞安排自己的亲戚充当幻方量化的“专属经纪人”，并通过亲戚的银行卡接收高额佣金。六年间，这张银行卡源源不断流入资金，累计金额达到1.18亿元，其中约2000万元流向李橙，1000万元流向刘欢，其余8000余万元由孟鹏飞保留。

　　此外，在李橙被查后，孟鹏飞曾试图以价值300万元的黄金贿赂其直接上级——机构业务部总经理高翔，以求得到保护。尽管高翔最终退还了黄金，但他仍因涉嫌渎职而被查。

　　这笔总额高达1.18亿元的佣金，在券商营业部、量化私募和个人账户之间流转，最终牵出了国内量化私募与合作券商之间的一条隐秘利益链。

　　数据上的反映或许更加直观：Wind数据显示，该券商深南东路营业部的股票交易额在2017年、2018年均为340亿元左右，全国排名第430位。而到了2019年，该营业部交易额突然猛增至1819.72亿元，同比增长530.07%；随后的两年里，即2020年和2021年，交易额分别达到9013.5亿元和10687.84亿元，全国排名也上升至第5位和第8位。而这正是幻方量化进入行业巅峰的阶段。

　　作为国内顶级量化私募机构，幻方量化旗下包含浙江九章资产和宁波幻方量化两家平台，其创始人正是梁文锋。

　　自成立以来，幻方量化展现了惊人的成长速度。到了2021年，其管理规模突破千亿大关，成为“新量化四大天王”之一，与九坤投资、明汯投资、衍复投资齐名。

　　值得一提的是，幻方量化于2023年4月成立了深度求索公司，进军人工智能领域，并于2025年1月推出AI大模型DeepSeek。

　　在李橙被查后，幻方量化迅速发布

　　行业灰色地带：券商与量化私募“隐秘的角落”

　　此案揭开了券商与量化私募之间存在的“隐秘角落”。据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券商人士向

　　由于量化私募通常具有高频交易和大额交易的特点，它们成为了券商竞相争夺的重要客户资源。一些头部量化机构每年的交易额可以达到万亿级别，即使按万分之一的佣金率计算，潜在的返佣规模也能达到数亿元。

　　幻方量化的返佣事件可能只是冰山一角，类似的案例在业内并不罕见。

　　Wind数据显示，根据2025年上半年券商营业部排名变动情况，几家营业部在股票交易额排名中表现出显著的增长趋势，类似于招商证券深南东路营业部的情况。例如，开源证券西安西大街证券营业部从2024年末的第27位跃升至2025年上半年的第11位，期间成交总额达到了244.91亿元，重点关注汽车、专用设备以及化学制品等行业中的个股。

　　爱建证券上海浦东新区前滩大道证券营业部实现了从2024年末第341名到2025年上半年第72名的巨大飞跃，这主要得益于上海区域丰富的金融资源及其对科技成长股的关注。财通证券杭州江滨西大道证券营业部也从第597位攀升至第85位，成为年度最大“黑马”之一。

　　“找熟人办事”或许是行业内普遍存在的潜规则。在规则允许的范围内与相熟的机构或者是个人建立业务联系本无可厚非，但是一旦其中牵涉到巨大的利益关系时，这种熟人关系很容易成为滋生问题的土壤。

　　因此，如何在保证业务顺利进行的同时，避免因个人关系而引发的利益冲突和合规风险，成为了券商和量化私募共同面临的挑战。

　　券商返佣制度是否合法？

　　从幻方量化的案件来看，券商返佣行为在行业中虽长期存在灰色操作，但其合法性存在模糊的界定。

　　首先，从法律角度来看，券商返佣是被明确禁止的。根据2002年证监会等三部门联合发布的

　　然而，在实际操作中，返佣现象以各种隐蔽形式长期存在，形成了行业潜规则。常见的手法包括虚构经纪人身份、以咨询费、软件服务费等名义进行返还，或者通过第三方机构转移资金。由于量化私募通常具有较高的交易频率和大额交易的特点，它们成为返佣的重点对象，部分券商的实际返佣比例甚至高达70%-80%。

　　最近监管趋势明显趋严。2025年7月新修订的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公开透明的佣金让利模式如果严格符合监管框架，则是合法的。

　　此次事件不仅揭示了量化私募行业的复杂性，也暴露了现行法律法规可能存在的不足之处。量化私募作为一个新兴产业，其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挑战。当前的法律体系可能尚未完全跟上这一新兴领域的步伐。因此，此次事件可以被视为一个契机，促使法律法规更加完善，以便更好地适应市场的变化和发展需求。